乱世书生之是非人物周作人(2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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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,或许周作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,会成为民国时代新文化兴起时期的一个著名作家。 但是,随着三十年代中期,中日局势的恶
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,或许周作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,会成为民国时代新文化兴起时期的一个著名作家。
但是,随着三十年代中期,中日局势的恶化。周作人抗战的决心淡薄,由于家中信子的影响,甚至渐渐放下了民族独立的原则,成为了亲日分子。特别是七七事变后,周作人更加犹豫,一方面想要追随南下的同事们,而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北京的优越生活,特别是还有信子在一旁吹枕头风。
面对时局,“平安无事,一动不如一静,”这是周作人的结论,倒也暗合他的天性。于是,周作人以“上有老、下有小、家累重”为由,决定不离开北平。恰好此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有意安排周作人留校照看学校,周作人自此决定,不再南下颠沛,就定在北京。
而北京很快失陷,周作人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文坛巨匠,日本特务就指使大、小汉奸,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,拉拢和劝诱,加上日本老婆羽太信子的怂恿,多方面、多渠道地做周作人的工作。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,投其所好,诱之以利,满足他的一切需要,尽量使他享受舒适、奢侈的生活。
然后周作人就灵魂失节了,成为了汉奸,并出任了汪伪政府的一些职务,如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。其实,即使不南下,也未必就一定当“汉奸”,当时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也不少,找点小事情,勉强维持生活也不是不可能,钱玄同、俞平伯等都是这样过的。
其实,这又牵扯出周作人的另一大品性,那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学的厌恶,他的文学修养和个人品行,乃至是性格和生活方式,都更接近于日本,这一点并不是到日本留学才养成的,而是自小就是如此。简单来说,周作人无论从哪方面看,他都更接近于日本人,他的文学也是很日本化,精致,唯美,自然,清新平淡;他的书法也是如此,平淡而清隽。所以他对于当时的掌权人,一个醉心儒家文化且是个传统的民族革命者,连写字都用毛笔且工工整整的蒋介石十分厌恶,自然谈不上有多爱国。
1940年12月19日,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“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,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”。1941年10月起,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。1943年6月起,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。1944年5月起,兼任《华北新报》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、中日文化协会理事。
所以,在各类因素的集中影响下,周作人就此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文化汉奸。
随着抗战的胜利,周作人这类失节的文化汉奸得到了应有的惩罚,1945年12月,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,并押解南京受审,监禁于老虎桥监狱,1946年11月6日,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,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。
蒋介石作为一个传统的民族主义革命者,对于周作人等文化汉奸是十分痛恨的。所以直到1949年1月22日,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,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,下令释放政治犯,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,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。后来还曾联系,想到台湾教书,但是没有成行。1949年8月14日,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。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,精通日语、古希腊语、英语,并曾自学古英语、世界语。专心翻译和写作,以稿费维持生计。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,他语言精美,学问很深很扎实,翻译了大量欧洲和日本文学作品,如《路吉阿诺斯对话集》等伟大作品。并且撰写《鲁迅的故家》、《鲁迅的青年时代》、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这些回忆性文章,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。
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,曾经失节的周作人成为了重点批斗对象。1966年8月2日,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,并遭到皮带、棍子抽打,晚年意外去世。
纵观周作人,大概就是印证了一句话,性格和品性决定了命运。他自始至终,就是个文学功底很好,学问扎实,精通各门外语的自私书生,无奈生逢乱世,没有选择顺应大势,而是选择了安逸,最终注定了悲凉的一生,连葬礼都十分惨淡,更是背负了无数身后骂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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