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儒敏:《围城》的三层意蕴(2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方鸿渐毕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。《围城》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,就不能孤立地写方鸿渐的命运,而必须同时揭示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。在那个“新儒林
方鸿渐毕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。《围城》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,就不能孤立地写方鸿渐的命运,而必须同时揭示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。在那个“新儒林”的世界里,历史上文人常引为骄傲的种种传统美德,诸如讲求气节、感时忧国等统统不见了,剩下的只有卑琐、庸俗、虚伪,全是传统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结出来的恶果。钱锺书着重解剖这诸多精神恶果的一种——“崇洋”。
如果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,自然会积极寻求与新进的世界文明对话,从外国先进的经验中学习。但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近百年来又屡遭屈辱的老大中华,难得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心态,在与世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,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“崇洋”心态。《围城》对“新儒林”中“崇洋”心态的刻画与讽刺,是非常辛辣的。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为了显示“精通西学”,竟伪称自己俄国老婆为“美国小姐”的假博士韩学愈(名字都是“崇古”的);靠骗取外国名人通信而充当“世界知名哲学家”的江湖骗子褚慎明;还有那个训起话来平均每分钟一句半“兄弟在英国的时候”的部视学;等等。这些人物以“崇洋”来装阔的心理,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相通的。小说表面上是讽刺这些“崇洋”的心理行为,实际上却又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。
电视剧《围城》中吕丽萍饰演的孙柔嘉(右)
读者当然更不会忽视女主角孙柔嘉。对于方鸿渐来说,她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。作品一开始写她是那样柔弱、天真、温顺,“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”,真有一点某些西方人所艳羡的所谓“东方女性美”;可是与方鸿渐结婚以后,慢慢就磨炼成了另一副脾气面孔,变得专横、善妒、自私、刻薄,变着法子想如何把握家政、制服男人。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,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,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。孙柔嘉也是一个“非英雄”,并非坏人,作者不过是把她作为“新儒林”中的那类旧的因袭沉重的女性来写的。小说写孙柔嘉性格的变化,也还是为了发掘她身上所蕴藏并起根本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劣根。
这些五花八门的世态世相构成“新儒林”的生活图景。“新儒林”中各色人物,其实都是古老文化受外来文明冲击而行将崩析历史的产物,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层上孽生起来的特殊的人群。
《围城》试图以对“新式”知识分子(特别是留学生群)的心态刻画,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,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性所在。 “五四”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,但《围城》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。在“五四”时期,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,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。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,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,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“英雄”。30年代,“革命文学”中的知识者更是暴躁凌厉的“斗士”,尽管“政治化”使这些“英雄”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乏。到40年代,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,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“英雄”色彩就淡多了,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,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。《围城》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。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,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,或者说,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,从文化层次去把捉民族的精神危机。《围城》里面有的是机智的讽刺,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,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,逼使他们去思索、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。 在《阿Q正传》之后,像《围城》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。
那么,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“围城”为题呢?读完这部小说,从这题旨入手反复琢磨作者的立意,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二个层面的意蕴,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——对人生、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性的思考,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“ 哲理思考意蕴 ”。
《围城》的情节既不浪漫,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,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,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。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,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能让人完全体会到。读完全书,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,那无非就是,他不断地渴求冲出“围城”,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“围城”,就这样:出城,等于又进城;再出城,又再进城……永无止境。
文章来源:《中国体视学与图像分析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tsxytxfx.cn/zonghexinwen/2021/0313/510.html